文 | 湯雨 趙榮美 王進

當前，“碳排放”及其衍生而出的“碳高峰”、“碳中和”、“碳目標”、“兩碳”，以及關聯的“氣候變化”、“綠水青山”等，已經成為全球媒體和各種文件中最高頻的名詞。

如果沒聽說過這些名詞，那一定是OUT了，但真正了解其淵源、背景、因果、矛盾和影響，真正理解其背后的發展固化、利益沖突和大戰機理等，恐不易。

我們試圖通過系列文章，拋磚引玉，將枯燥的數據圖表化，深奧的學術口語化，展開對碳排放及其引發的這場世界大戰和世紀大戰的大討論。

一、數據能否講真話?

氣候變化真的會導致人類世界的末日嗎?

無論是《舊約·創世紀》中的“諾亞方舟”，還是中國神話中的“女媧補天”與“大禹治水”，亦或古希臘、古印度、蘇美爾、瑪雅等文明的創說中，都有那場滅世大洪水，這無疑是氣候災難與人類命運聯系紐帶的注腳。

拋開神話傳說，散落各處的恐龍骸骨更不會說謊。事實上，早在人類誕生前，地球上就已發生過五次生物大滅絕事件，整個生物圈崩潰的直接原因就是全球性氣候災難，有溫室效應，亦有冰室效應。

從理論上講，不同緯度的太陽輻照強度差異極大，除地球自轉軸傾角外，正是得益于大氣環流與海洋環流構成的海氣耦合系統，使熱量延經線方向不斷傳導，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活動范圍才能如此之廣。這個系統的平衡是復雜且脆弱的，看似簡單的溫度變化，不僅可以重新分配降雨、加速冰川變遷，更是直接影響各種環流，平衡的重建對于現有的生態系統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

全球真的在變暖嗎?

從全球尺度來看，無論是直觀的全球平均氣溫，亦或北極冰蓋面積、海平面高度變化等間接數據，都實實在在地表明：全球溫度正在升高!而且升高的速度遠超歷史!

是碳排放引發的全球變暖嗎？

盡管氣候變暖誘因十分復雜，目前最被認可且備受尊敬的相關機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其第五次評估報告（AR5）中指出：人類活動產生CO2排放等溫室氣體增加導致氣候變暖的可能性在95%左右。

自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的濃度遠遠超出過去80萬年自然變化的范圍。然而，在近百年的全球快速變暖期間，既無大型火山噴發，也無“天外來客”，而地球軌道變遷、太陽常數波動等長尺度事件，“短短”百年變化甚微。

二、理論是否能證明?

我們生活的地球被稱為“生物圈1號”，以我們現有科技水平，尚未能找到或建立“生物圈2號”，來驗證“排放溫室氣體→溫室效應增強→星球升溫→生態災難”這一理論邏輯鏈條。事實上，IPCC的專家們也謹慎地用“95%左右”來表述。

既然無法驗證，必然存在質疑。總結而言，質疑大體有三方面：

一是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是否是全球變暖的主因?

一方面氣候系統紛繁復雜，怎能簡單歸咎于人類活動?地球46億年中的溫度變化遠比現在要激烈，歷史上的數次冰期與間冰期轉換也未有人類參與(見圖5)。

另一方面，與計量單位用百萬分比(ppm)乃至十億分比(ppb)來衡量二氧化碳與甲烷而言，占溫室氣體總量95%的絕對龍頭——水蒸氣，溫室效應貢獻雖已超過三分之二，卻少被提及。

二是碳排放與全球變暖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海洋、濕地、凍土都是不可忽視的碳庫，尤其是海洋碳庫，其規模是大氣的50倍以上。若溫度升高，必將源源不斷釋放二氧化碳至大氣中。因此，即使缺乏人類活動的影響，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也與全球溫度保持了較好的一致性(見圖5)。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還是互為因果?

圖5 四十萬年以來全球溫度與大氣CO2濃度變化情況

三是科學家們是不是夸大了氣候變化對生態的影響?

在地球歷史上，比現在溫暖的時代并不罕見，白雪皚皚的格陵蘭島曾遍布森林草原。就中國而言，反而是歷次的小冰河期給農業生產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間接引發了朝代更替。持此觀點者甚至認為，全球變暖對高緯度地區是一種“福音”，更遑論俄羅斯人對開拓北極航道的念想。

陰謀論一度也甚囂塵上，甚至捏造了“氣候門”事件，指責科學家們通過篡改數據來保證其結論正確。拋開數據層面，超過上千名專家學者參與了歷次IPCC報告的編寫，包括發展中國家的，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國界的，如果是陰謀詭計，這般多科學家是如何私下串通的?在哪串通的?背后誰在指使?

正是以上質疑和陰謀論的出現，票倉包含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等傳統能源大州的美國共和黨議員才敢公開放話：“共和黨不會接受任何要求美國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減排的法律捆綁式新協議。” “不該把美國納稅人的錢投入一個基于不準確信息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基金庫。”

三、綠黨如何泛天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隨著揭露化學污染的科普讀物《寂靜的春天》出版發行，環保運動在歐美興起，并加速蔓延全球。民間環保組織不斷涌現，部分組織結成政黨，參與競選，獲取議員席位，試圖通過政治手段實現其生態訴求。

在綠黨的不懈努力下，保護環境已成為全球共識，其主張已在多個國家以立法形式得以實現。隨著發達國家環境問題大大改善，不再是發達社會的主要矛盾或重要矛盾，應對氣候變化，則成為綠黨新的議題和發力點。在全球化背景下，綠黨組織及其活動的影響力已經無法估量。

在學術界，氣候變化不再是冷門學科，各種專項支持基金對研究者予取予求。中國各類學術團體也申請到大量的研究經費，開展過各行各業的相關課題研究，研究成果學富萬車。

在教育界，瑞典氣候女孩的案例足以說明，應對氣候變化在部分國家已做到了“從娃娃抓起”。在很多國家已深入人心，成為“教育是否正確”的重要標志。

在政界，先看綠黨發源地——歐洲。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甚至被冠以“氣候選舉”的稱謂。在法、德兩個傳統大國，綠黨得票率飆漲，成為左派第一大黨，從英國到愛爾蘭等多個國家，綠黨都有不錯的斬獲，綠黨成為歐洲議會第四大黨團，成為執政黨與其他在野黨爭相拉攏的對象。再看美國，盡管法律意義上的綠黨規模較小，但民主黨關于環境與氣候問題的立場與綠黨相差無幾，被認為是“泛綠黨”。毫無意外，氣候議題已成為歐美各國政治關注的重點。

在商界，不僅有微軟、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巨頭提出明確碳中和日程，連傳統的油氣巨頭如BP、埃克森美孚等，也開始實施低碳轉型戰略。

四、全球協議有擔責?

不同于污染排放的屬地環境危害，各地碳排放通過大氣循環，均攤全球，對排放地影響甚微。因此，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在全球達成廣泛共識，建立相對應的國際合作與約束機制，才能避免壓垮氣候系統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現。

得益于歐洲綠黨組織的推動，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氣候變化問題開始引起國際廣泛關注。隨后，世界氣象組織(WMO)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評估，并于1990年發布第一次評估報告，政府層面開始正視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全球問題，控排任務的分攤絕非簡單的幾個雙邊乃至多邊協議能夠解決的，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分歧。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應運而生，明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承擔”這一原則，為未來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打下堅實基礎。

在此框架下，1997年《京都議定書》出爐，幾經波折，于2005年正式生效，確定了發達國家間排放權貿易機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清潔發展機制及聯合履約機制。同時，減排也成了發達國家的法定義務。至于發展中國家，首要任務則是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及減排方案。

2007年，第13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召開，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明確了發展中國家在接受發達國家技術與資金援助時需執行“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三可”制度。此外，還要求各國承諾在2012年提出量化減排指標。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第15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試圖通過一份新的協議，來代替2012年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但此次會議在“主要國家中期減排目標承諾”與“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支持資金”兩項關鍵議題上并未形成相應的約束文件。

2015年，第21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巴黎舉辦，探討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會上通過了《巴黎協定》這一具有法律效應的文本，中美兩國均做出減排承諾，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2025年期間，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支持資金的目標。

圖6  國際應對氣候變化主要發展歷程（劉麗娜）

五、碳排大戰正當時?

圍繞碳排放議題，國與國之間、黨與黨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早已矛盾重重，明爭暗斗無處不在。

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未來碳排放增量，目前正高速發展的國家如中國、印度、越南等，應承擔更大的責任;而欠發達國家認為，發達國家要為他們的歷史排放負責，而且現有人均排放更是遠高于己，耗費了全球52%的碳排放量的10%的發達國家居民并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發達國家應為減排擔負更多責任，也應予欠發達國家更多的經濟補償和技術支持。

綠黨與非綠黨之間：綠黨秉持“生態優先”原則，強調保護生態系統的平衡高于一般經濟增長需要，投入產出比并非其首要考慮因素;而傳統黨派則更關心國家競爭力、經濟發展態勢與人民生活水平，綠色固然重要，發展才是第一要務。

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之間：可再生能源企業認為，電網應以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為主，哪怕成本高一點，至于火電站，調峰輔助就好;而傳統能源企業認為，現階段保障安全能源供應非我莫屬，也為當地提供不少就業崗位，甚至投資成本還未收回，為何要被過河拆橋，關停并轉?

事實上，碳排放大戰早已開打。

在歐洲，燃煤電站在碳排放交易機制下，競爭性喪失，相繼關停;在中國，火電機組年發電小時數逐年下降，更在終端限價與燃料漲價的夾擊下，火電企業舉步維艱;在美國，共和黨、民主黨輪流坐莊，反復加入或退出各種氣候協定。

在國際層面，氣候談判任重道遠。碳排放“四巨頭”中、美、印、俄四國，只有中美明確減碳目標，所謂的1000億美元氣候扶持資金也不見蹤影，更遑論歐盟意圖重拾“碳關稅”大棒，不見硝煙的碳排放大戰將愈演愈烈。

碳排放大戰不是臨時性、短暫的、畢其功于一役之戰。這將是曠日持久之戰，涉及各行業主體、各行業之間、各企業之間、各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政府與企業居民之間的長期博弈和不斷均衡。

雖然異常艱難，但我們依然期待中國的企業、行業和政府在這場世界大戰和世紀大戰中占領先機。